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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风如何度玉关——
左宗棠与陕甘分闱的百年树人记
◎ 孙松年
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深秋，陇山道上，一队书生模样的人正艰难跋涉。朔风卷着黄叶，打在他们单薄的衣衫上。为首的年轻人叫安维峻，来自秦安，此行是赴西安参加乡试。他们已经走了二十余日，盘缠将尽，前路茫茫。他不知道，就在同一时刻，新任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大营里，一盏孤灯正照着西北教育的未来。
这是千千万万甘肃士子的共同命运。甘肃距陕西虽不算极远，但中间横亘着陇山、六盘山，道路险阻。从最西端的安西州（今瓜州县）到西安，路程超过四千里，即便最近的巩昌府（今陇西县），也有近千里之遥。往返数月，所需盘缠少则数十两，多则上百两——这笔钱，足以让一个五口之家过活三年。“诸生赴陕，资斧艰难”，《甘肃通志》中这八个字背后，是多少寒门学子望路兴叹的泪水。
更令人心酸的是，即便千辛万苦到了西安，甘肃士子还要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：由于赴试人数少，甘肃的举人名额也少。当时陕西、甘肃合闱，但名额分配上，甘肃往往只能分到十之一二。据统计，分闱前甘肃每科中额不过数名，最少的一科仅两人。“赴考者少，中额亦少；中额愈少，赴考者愈稀”——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困局。许多州县，数十年间竟无一人中举。边地无文的刻板印象，如这陇山一般，压在一代代甘肃士子心上。
然而，历史的转机往往在不经意间降临。同治八年，左宗棠率军入甘，平定回民起义。他看到了战火后的满目疮痍，也看到了士子们跋涉的身影。这位以“身无半亩，心忧天下”自励的湘阴人，在戎马倥偬中，开始思考一个更深的问题：如何让这片土地真正安定下来？
一、塞上秋风，将帅笔墨
同治十年（1871年）三月，左宗棠的大营驻扎在平凉。一天深夜，他正在批阅公文，幕僚送来一份禀帖，是巩昌府几位秀才联名恳请设法解决赴考之难。左宗棠读罢，久久不语。他想起自己年轻时，也曾因家贫而几度放弃科考，幸得亲友资助方得成行。将心比心，他深知“资斧艰难”四字的分量。
次日，左宗棠提笔写下了第一道奏折：“甘肃府县，远隔关山，士子赴陕应试，动需数月，盘费浩繁，寒畯之士，往往因此却步。且路途险远，每有意外之虞，朝廷失此取士之途，边地绝此向学之心，关系非细。”他恳请清廷准予陕甘分闱，在兰州设立贡院，单独举行乡试。
然而，这道奏折如石沉大海。朝廷有朝廷的难处：分闱意味着增加一个省级考区，需要修建贡院、选派考官、核定名额，无一不是大事。何况当时西北战事正酣，朝廷正焦头烂额，哪有心思顾及此事？
左宗棠没有气馁。他深知，时机未到，不如先做实事。于是，他一边平定叛乱，一边着手另一项工程——整修道路，在官道两旁种植柳树。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“左公柳”。有人说他附庸风雅，有人说他好大喜功。但左宗棠有自己的道理：“道路通畅，商旅往来，士子赴考，皆得其便。”那些柳树，不仅护路遮阴，更是一种象征——春风终究要度过玉门关。
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，西北战事基本平息，左宗棠再次上奏。这一次，他不仅陈明利弊，更提出一个让朝廷无法拒绝的方案：“所有修建贡院经费，由臣设法筹措，不动用国库正款。甘肃乡试中额，请照各省中数酌定，以示鼓励。”他承诺自己筹钱——这在当时是极不寻常的。一个总督，打了几年仗，军费尚且紧张，却要为士子们建一座贡院。
这份奏折，字字恳切，句句动情：“甘肃士子，非无颖异之才，实困于道路之艰。若使就试省垣，则人皆可奋志功名，家皆知崇诗书。长治久安之效，基于民心；士心之固，在于是举。”
这一次，朝廷终于动容。同年十二月，上谕下达：准予陕甘分闱，甘肃自光绪元年始，在兰州举行乡试。
消息传开，甘肃士林沸腾。有老秀才闻讯，老泪纵横：“我辈苦于赴考数十年，今日始见天日！”有年轻学子，当即收拾行囊，奔赴兰州，要亲眼看看贡院的修建。而那些曾经望路兴叹的寒门子弟，第一次有了“我也可以”的梦想。
左宗棠行书对联 庄浪县博物馆藏
二、一院矗立，万心所向
左宗棠是个说到做到的人。上谕下达的第二天，他就开始筹措建院经费。他一面从军饷中挤出银两，一面动员地方士绅捐助，自己也捐出养廉银。有人劝他：“军务方竣，百废待兴，何不先修衙署？”左宗棠正色道：“衙署可缓，贡院不可缓。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此事关系西北百年大计。”
他亲自踏勘选址，最后看中兰州城西北角的一片空地——背靠白塔山，面临黄河，地势开阔，风水绝佳。他手绘草图，规划布局：大门三间，仪门三间，龙门三间，明远楼一座，至公堂七间，内帘、外帘、号舍、厨房、仓库，一应俱全。其中号舍按一万间规划——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，说明左宗棠的雄心远不止当下。
修建工程紧锣密鼓地进行。左宗棠虽军务缠身，仍时常亲临工地，查看进度，解决难题。一次，他发现号舍的木料不够坚实，当即下令更换：“号舍乃士子三日栖身之所，风雨寒暑，全赖此庇护。若偷工减料，于心何忍？”后来，那些号舍果然坚固异常，直到清末依然完好。
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六月，贡院竣工。整个工程历时一年半，耗银五十万两，全由左宗棠筹措，未动国库一文。七月初，左宗棠亲自题写匾额：“甘肃贡院”。四个大字，苍劲有力，如他的人一样，铁骨铮铮。
同月，光绪帝登极恩科开考。这是甘肃历史上第一次独立乡试。消息传开，各府州县士子云集兰州。据统计，报名者达三千人——是过去赴陕应试人数的三倍还多。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秀才，有初出茅庐的年轻学子，有贫寒人家的子弟，有书香门第的后人。一时间，兰州城内客栈爆满，民居出租，连寺庙都住满了考生。有老儒感慨：“平生未见如此盛况！”
七月十五日，首场开考。凌晨时分，考生们已在贡院门外排起长队。寅时，龙门开启，考生依次入场，对号入座。左宗棠亲临监考，站在明远楼上，望着密密麻麻的号舍，对身边的幕僚说：“今日之事，足以告慰平生矣。”
三场考试，九天七夜，秩序井然。放榜之日，全城轰动。这科共取中举人二十一名——这是清廷核定的甘肃中额。另有“陕甘通字号”两名，保障两省在对方省份应试者的权益。二十三个名字，从数千人中脱颖而出，一时传为佳话。其中就有当年跋涉陇山的安维峻——他后来成为光绪六年进士，以“陇上铁汉”名震天下。
三、文风蔚起，人才辈出
首科之后，甘肃乡试步入正轨。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，左宗棠平定西北有功，清廷特旨：甘肃乡试中额永增十名。此后，随着新疆建省、边疆巩固，甘肃中额陆续增加。到清末，每科已达四十名左右——是分闱前的数倍。
更重要的是，乡试就近，激发了整个甘肃的教育热情。各府州县纷纷重修官学，扩建书院。兰州的兰山书院、求古书院，巩昌的南安书院，秦州的陇南书院，都成为一时之盛。据统计，光绪年间甘肃新建、重建书院达三十余所，远超此前任何时期。正如《甘肃新通志》所言：“自分闱以来，士风丕变，文教日兴。”
人才也随之涌现。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，安维峻中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后转御史，以直言敢谏著称。甲午战争期间，他连续上疏六十余道，弹劾李鸿章误国，声震朝野，被慈禧太后贬官，却赢得了“陇上铁汉”的美名。他的老师、同科进士刘尔炘，则选择了另一条路——归隐乡里，主讲书院，著书立说，成为晚清甘肃最负盛名的学者。
刘尔炘是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进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。但他目睹朝政日非，毅然辞官回乡，主讲兰山书院二十余年。他改革教学方法，提倡实学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。他还参与创办甘肃法政学堂、甘肃文科高等学堂，为甘肃近代教育转型奠基。他的学生中，有后来成为甘肃临时议会议长的王之佐，有辛亥革命志士王和生，有著名教育家张曦。桃李满天下，皆称“刘门”。
还有一位不能不提的人物——吴可读。他是甘肃第一个进士，道光三十年（1850年）及第，官至吏部主事。但他最感人的事迹，是在分闱之前。同治年间，他丁忧在籍，听说左宗棠奏请分闱，不顾年迈体弱，亲自奔走呼吁，联络甘肃士绅支持。有人问他为何如此尽力，他说：“吾尝三赴西安应试，备尝艰辛。今幸有成，岂忍后人复受此苦？”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，他为抗议慈安太后违制垂帘，在蓟州自杀，留下“尸谏”之名。他的死，震动朝野，也为甘肃士子树立了气节的典范。
此外，还有一大批举人、进士，或为官一方，或教书育人，或著书立说，成为晚清民国时期甘肃的中坚力量。据统计，从光绪元年到三十一年（1875-1905），甘肃共取中举人约六百名，进士约六十名——这个数字，远超分闱前二百年的总和。边地无文的刻板印象，被彻底打破。
刘尔炘草书四屏 庄浪县博物馆藏
四、文脉传承，薪火不灭
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清廷下诏废除科举。消息传到兰州，贡院里一片寂然。有人叹息，有人茫然，也有人早有预料。刘尔炘正在兰山书院讲学，闻讯后沉默良久，对学生们说：“科举废，而读书不可废。今之学堂，即古之书院，皆所以育人成才。诸生当与时俱进，勿自弃也。”
四年后，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清廷举行最后一科恩科，为已取得秀才功名者提供最后的机会。甘肃贡院如期开考，这成为科举制度在甘肃的绝响。此后，贡院被改建为甘肃法政学堂、甘肃文科高等学堂，成为甘肃近代高等教育的发轫地之一。刘尔炘参与其事，将“求古书院”并入甘肃文科高等学堂，实现了从传统书院到新式学堂的转型。
那些在分闱后成长起来的举人、进士，也在时代的洪流中寻找新的方向。安维峻晚年回乡，主讲陇南书院，提倡新学。他的学生中，有人留学日本，参加同盟会；有人投身实业，兴办工厂。刘尔炘则参与创办甘肃教育总会，推动新式教育。他写的《劝学篇》，成为甘肃近代教育的启蒙读物。他的学生张曦，后来担任甘肃教育司长，主持全省教育改革。
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许多举人、进士投身辛亥革命。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，武昌起义爆发，甘肃响应。在兰州，以王之佐为首的甘肃临时议会宣布独立，通电拥护共和。王之佐就是刘尔炘的学生，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举人。他后来担任甘肃临时议会议长，为甘肃的和平过渡做出了贡献。
在地方，那些举人、进士也成为近代化的推动者。有人兴办新式学堂，有人创办报纸，有人倡导实业。庄浪县的孙云锦，光绪二十四年进士，回乡后创办了庄浪第一所高等小学堂，开启本地新式教育之先河。他的堂兄孙积善，光绪十五年举人，则参与编修《庄浪县志》，保存乡邦文献。他们的努力，使庄浪这样的偏远县份，也在近代化浪潮中不至于落后。
五、百年树人，春风永度
站在今天回望，陕甘分闱的意义，远不止于科举本身。
首先，它改变了甘肃士子的命运。那些曾经因路途遥远而放弃科考的寒门子弟，有了平等竞争的机会。那些因名额太少而望洋兴叹的州县，有了人才涌现的可能。据统计，分闱后甘肃举人中，出身贫寒者占相当比例。他们通过科举改变命运，又回馈乡梓，形成良性循环。
其次，它促进了甘肃文化教育的整体发展。乡试就近，带动了各府州县官学、书院的复兴。读书风气渐浓，文教事业日兴。到清末，甘肃已形成以兰州为中心、辐射全省的教育网络。这种格局，一直延续到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后。
再次，它增强了甘肃士子的国家认同。通过科举这一国家制度，甘肃被更紧密地整合进清朝的政治文化体系中。那些考中举人、进士的士子，或为官四方，或执教乡里，成为沟通中央与地方的桥梁。他们对国家的忠诚，对文化的传承，对边疆的守护，都源于这种认同。
最后，它为甘肃近代化转型奠定了人才基础。当科举废除、新学兴起时，那些受过传统教育又勇于接受新知的举人、进士，成为过渡时期的中坚力量。他们参与创办新式学堂，推动地方自治，倡导实业救国，在甘肃近代化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这一切，都离不开一个人——左宗棠。他以政治家的远见、军事家的魄力、教育家的情怀，推动陕甘分闱，为甘肃百年树人奠基。那些他亲手种植的左公柳，如今已亭亭如盖；那些他亲手筹建的贡院号舍，如今虽已不存，但春风早已度过玉门关。
光绪十一年（1885年），左宗棠病逝于福州。临终前，他念念不忘西北，嘱咐家人：“吾在西北十余年，最得意者，非战功，乃分闱一事。此举关系西北百年大计，诸君当勉力维持。”消息传到甘肃，士林恸哭。安维峻撰联哀悼：“十载艰难，植柳三千里；百年大计，开门第一科。”这副对联，至今仍镌刻在许多老甘肃人的记忆中。
从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到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甘肃独立乡试持续了三十六年，开科十五次，取中举人约六百名。这个数字，放在全国或许不算惊人，但对于当时的甘肃，却是石破天惊。它不仅改变了无数士子的命运，更重塑了甘肃的文化面貌。那些举人、进士，或为官一方，或教书育人，或著书立说，成为晚清民国时期甘肃的中坚力量。他们的精神，如左公柳一般，扎根西北，生生不息。
如今，兰州贡院早已不复存在，原址上建起了甘肃省政府。但每年春天，当左公柳抽出新芽，总有人想起那段历史。有人写诗道：
“左公柳色映长河，百载风云一刹那。
不是当年分闱举，春风怎度玉门多？”
是啊，春风怎度玉门多？答案就在那三十六年的坚持中，在那六百个举人的足迹中，在那无数寒门子弟的梦想中。左宗棠说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。陕甘分闱，正是这“百年树人”的起点。它告诉我们：真正的长治久安，不在刀兵，而在人心；真正的边疆巩固，不在壁垒，而在文教。这就是春风度过玉门关的秘密。
▲作者简介：孙松年，五十年代生于庄浪县水洛镇孙家庄。读书于庄浪一中、西安建筑科技大学、北京科技大学、美国犹他大学。工作于北京科技大学、美国纽芒特黄金公司。现退休居住于美国盐湖城。
● 李维仓：慈母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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